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心，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
道光十三年（1833年），当时只有21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在他写的《燕台杂感》组诗中，已经关于新疆设立省份、开垦屯田之类的事提了不少有远见的见解。在北京的时候，左宗棠还拜访了以研究西北历史闻名的学者徐松，从他那里借阅了许多关于新疆的珍贵资料。
对左宗棠来说，科举就像一道死关，难以逾越。
经历了三次会试都没中，左宗棠就彻底打消了继续考取功名的念头，转而潜心阅读各种书籍，那段时间，他花了不少心思，仔细研读了关于新疆问题的专著《西域图志》。
道光朝的两个重要大臣陶澍和林则徐，都是左宗棠在人生成长中遇到的关键导师。陶澍的赏识，让年轻的左宗棠那个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稿；而在湘江上的一次相遇中，和林则徐谈起西域事宜时，林则徐那句“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深深影响了左宗棠的思想。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动用了武力，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那时候，左宗棠正担任陕甘总督，早就察觉到沙俄的扩张野心。在给正请假回湖南的部将刘锦棠写的信里，他提到：“俄国人侵占黑龙江北方地区，局势越来越紧迫，这次又偷偷摸摸地盯上了我们的西部边疆，谋划已久，行动也快，不能不紧张应对。”
两年后，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面对新疆不断被蚕食的局势，左宗棠挥笔疾书，递交了一份极具见地的奏折给总理衙门。左宗棠觉得，沙俄占领伊犁，“恐怕用言语难以争夺”，最终只能靠武力或用武力作为后盾把它弄回来。
那会儿，关外那些军队的准备情况真是糟糕透了，兵力稀少又东拼西凑，一点战斗的架势都没有，都是坐吃山空，没有实打实的战斗意愿，根本没那个能力去争夺重要地点。
还有呢，河西走廊这个地方，本来是咱们兵行进的通道和前线的基地，可早就遭到重创了，基本上都被搞得很糟糕了。
左宗棠没有回避难题，把那些不利的情况都讲清楚了之后，他挺有远见地提出了用武力收复新疆的军事方针：在“兵事”方面，要打败俄国的侵略阴谋，先得稳固南疆（回部）。要想收复伊犁，就得先拿下乌鲁木齐；在“饷事”上，需要“另行筹措实饷”，开辟新的饷源，同时在肃州设立粮台。同时，还得节俭开支，统一调配，把各军的专属饷物合并在一起，按轻重缓急，合理分配。
当时清廷的掌权者，对新疆的情况知之不多，连阿古柏入侵的原因啥的，以及当前的状况，都摸不清底细。至于俄国那边的雄心野望，直到俄军全盘攻占伊犁之后，他们才惊觉事态的严重性。
不过，就在左宗棠拼命推动用武力收复新疆的同时，一场有关海防和塞防的激烈辩论也随之展开了。
自从新疆被蚕食之后，曾国藩就提议“暂时放弃关外，专心清理关内”。而李鸿章的看法更进一步，主张停掉西北“已出塞和还未出塞的各军”，还能“停撤的饷粮，也都用作海防的资金”。
李鸿章的观点是，新疆邻着俄国在北面，南边又靠英属印度，“即使努力恢复，也断不会长久守住”，再者，咱们现在的实力，实在比不过专心守护西域。
由于李鸿章和他的队伍不停地吹响号角，一时间，“边疆毫无用处”、“投入成本不值得”、“派兵必然败”的声音充斥着四周。
那会儿，左宗棠算得上少数派，不过他的骨气非常硬。
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那天，左宗棠站出来，递交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详细说清了双方的局势，还提出了应对的方案。
关于李鸿章认为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那套怪逻辑，左宗棠明确指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君臣谋议政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所谓并重，并不是说要平均看待，而是强调紧急程度和资源充裕的不同，要区别对待。
对于那些说新疆“无用”或者“得不偿失”、荒谬至极的论调，左宗棠立马反驳，强调国家的领土大小不是任由别人决定的，新疆绝对不是“万里穷荒”，绝不能让任何借口成为侵略者占领它的理由。
对于李鸿章那帮人总是叫嚷着“出兵一定会败”，左宗棠一针见血地回应道：“别管贼的力量多大，自己先问问官军到底算不算得上厉害？”
表明了这个大话以后，左宗棠立马换了个鹰派的模样，他建议朝廷，赶紧换掉前线的将领，让金顺顶替景廉，还要把那个负责西征粮台，但又“同役而不同心”的袁保恒调走，目的就是要组建一个统一指挥、权威十足、效率高的统帅团队。
左宗棠关于塞防的主张，得到了当时身居要职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于是，慈禧也终于下定了决心，在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布了“六百里加急”的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赋予他筹备兵力、筹集军饷以及指挥军队的全部权限，并明确规定将镇迪道归陕甘总督管理。
用武力夺回新疆这事儿，算得上左宗棠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英勇壮观的战例。
可惜啊，后人很少有人去细究这段豪迈英雄事迹背后的心酸与苦楚，那些隐含在其中的艰辛才是左宗棠和他的将士们最令人敬佩、最令人唏嘘的地方。
一刚发令，众人便都为公（左宗棠）感到危殆。
这是左宗棠出发西征时的真实处境。那时，他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身后站着的“同僚”们，全都是盼着他失败的政敌，照这么说，明明历史上很多收复失地的战役，像他这样孤立无援的还真不多见；二是，国库空空如也，财务紧张，要筹措军费，粮草又难得到，路途又特别艰难，这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是出点差错，简直就是走投无路；三是，新疆的匪首阿古柏，素有“凶悍能军”之名，又跟英俄等列强勾结成一伙，要和这样强悍的敌人斗争，而且还要进行千里远征，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乱子，甚至酿成大败。
虽说一路上遇到各种难题困阻，左宗棠心里难免有点苦涩，但每到一地，他展现出的，却是晚清第一人的坚韧不拔、勇敢奋起和非凡的气魄。这份坚韧，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一直讥笑左宗棠下面没有强悍的兵力，挺不厚道的是，现如今要用兵新疆，李鸿章不仅不打算帮忙，反而用尽官场手腕，把原本在西北的刘铭传的铭军和宋庆毅的军队调回内地，目的就是在兵力上对左宗棠制造难题。
对于这个，左宗棠可不在意，他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选将用兵的办法。
左宗棠在挑选将领的时候，挺看重有没有共同的理想，真正的勇敢无畏，又不贪图财富。这次西征的队伍里，三位主要的指挥官，北路的金顺、南路的张曜，还有中路的刘锦棠，都符合这个标准。而这一点，曾国藩的湘军将领们就显得不那么出彩，李鸿章的淮军将领也就有些难堪。
关于边疆用兵，左宗棠也挺会看形势，他提出西征的话，强调“在精不在多”，因为“路远运艰，不能用众”。
说实在的，兵将的问题，对当时的左宗棠来说，即使有人在中间搅和阻挠，整体上也不算啥大事。
说到底，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那军饷的事体。
左宗棠带领的西征大军，一年花费差不多八百万两银子，可朝廷真正拨出去的只有五百万多一点。这还只是表面上说的漂亮话。自从“海防”问题被提上议程以后，李鸿章在中间搞事，各省和关口对于西征军费的拨款，比原本计划少了一半，除了海关关税和各省的厘金，剩下不过两百多万两银子了。
没办法，左宗棠只好顶着朝野上下的非议，咬紧牙关，想尽办法向外借洋债。那会儿，因为陕甘一带没有洋商驻扎，要想借钱，只能请东部的两江帮忙做代理，方便跟上海的洋商打交道。
那时候，两江总督是沈葆桢，他是经左宗棠推荐担任船政大臣后，升迁到这个职位的。有这层官场关系，理应沈葆桢心里得感激左宗棠吧，面对左宗棠的当务之急，他也应该尽力帮忙才对。
谁也没想到，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让他代理借款的请求，还给朝廷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奏折，坚决反对左宗棠借钱去西征。
沈葆桢反对的原因是，左宗棠借钱的利息太高：“如今用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内还清，算下来利息差不多六百万，难道不到一年就白白浪费掉一年的军费吗？”
沈葆桢的这个态度，显示他已经不再顾及过去和左宗棠的情谊，反而转向支持了李鸿章的立场。
沈葆桢引起的反对浪潮引发了一阵猛烈的批评，虽然当时清廷已经同意借洋款一千万两的方案，左宗棠为了不影响西征的士气，只能自己承担困难，要求把借款金额改为四百万两。
慈禧在某些时刻还算有气度、有胆识。看出左宗棠西征的艰辛和难处，清廷最终提出了个折衷的办法：“既然该督以肃清西路为任，何必在筹备巨款上过于计较，便于应用，以求取得全胜。于是恩准户部库存中的四成洋税拨给银两两百万，并允许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提前拨解西征的协饷三百万两，总共达到一千万两。”
左宗棠拿到这封谕旨，忍不住泪如泉涌。
军饷一到，左宗棠心里头就更有底了，接着在筹粮、运粮和军需补给这些关键环节上，也都安排妥当。一切准备就绪、天时地利齐到的时候，左宗棠盘算得很周到，为了收复新疆，他制定了两个核心的战略方针。
第一条：要把新疆收回来，得先攻北部，然后再向南推进。
二：西边出发打仗，走得慢点，别太急着赢。
光绪二年（1876年）那个夏天，西部的军队正式开启了收复新疆的战役。左宗棠留守肃州，刘锦棠和金顺各自带兵分成两路，接连出关，奔赴战场。
到了八月，刘锦棠和金顺的两路大军联合作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占领了乌鲁木齐外围的重要据点古牧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虎见势不妙，弃乌鲁木齐而逃。刘锦棠毫不费力地收复了北疆的重镇。
看着西征大军顺顺利利把北疆给平了，左宗棠就赶紧安排了三个进军的方案，金顺留在乌鲁木齐守城，刘锦棠负责前线指挥，带领军队攻打南疆的重要关隘达坂、托克逊和吐鲁番这三座城池。
就在达坂—吐鲁番的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西征的军队正打算趁势一鼓作气，把整个南疆搞定，结果从浙江传出的一起冤案，意外地扰乱了左宗棠的安排，差点儿把这场西征的关键行动弄得半途而废。
这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历史细节，挺能揭示左宗棠西征的真正情况——表面上看大军势如破竹，可实际上，背后可是经历了不少难关，真是苦难重重啊！
左宗棠西征的军饷，虽然经过四处凑合，勉强算是有了着落，可实际情况可没有那么简单。那会儿，西征的粮饷主要靠东南几个省份供应，可偏偏李鸿章的势力非常强大，导致拨款根本不能按既定的额度发放，除了浙江这省，其他地方基本都是拖拖拉拉，迟迟不给钱。唯独浙江，按规矩每次都准时把军饷送到，从来没有拖延过。
要说浙江为什么总是这么配合，主要是因为当地对朝廷的忠诚程度比较高，加上当时的官员们对国家大事格外上心，再加上地方实力派也愿意维护中央的威信，所以在军饷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积极。再加上浙江经济比较发达，财力雄厚，能及时筹措出钱来，也算是响应了皇上的号召，表现出很强的忠诚和支持态度。
原因其实挺明白的，那会儿浙江巡抚杨昌浚可是左宗棠的得力干将，李鸿章的势力根本难以插手到这块地盘上。
不过，就在西征大军频频得手、连连胜利之时，光绪二年九月，因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案，清政府下令浙江巡抚杨昌浚把杨乃武的尸棺和所有相关检验资料一块儿押解到北京。到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这案子让杨昌浚被撤职了。
杨昌浚一被革职，浙江的巡抚就换成了李鸿章淮系的大员，结果呢，原本按时拿到的浙江军饷也立马被中断了。
左宗棠西征之前，账面上显示有一千万两军费，可等到新疆第二阶段战役完结时，原本应该到位的五百万两借款依旧没个影子。不止这些，各省的协饷也出了大问题，这次的协饷，直到四月，总共也就收到不到三十万两，平均每个月就几万两左右。
除此之外，还有一笔超过三千万两的欠饷压在左宗棠心头。这可是收复新疆之前，左宗棠在陕甘平乱时，清朝多年拖欠没发的军饷。
欠的军饷拖欠到这个地步，想必也就不用多说了，军队没有钱支撑，将领们的士气一散，北方的远征队伍很快就会崩溃，收复新疆的努力也就会彻底泡汤。
还算走运的是，在西征危机四伏、命悬一线的时刻，负责帮左宗棠筹款的胡雪岩，经过一番波折，最终还是从汇丰银行贷到了五百万两“救命钱”。
胡雪岩帮左宗棠借款，最多人吐槽的就是利息太高，差点就成了高利贷。不过放到当时的实际情况里，也只能说，虽然胡雪岩可能有一些私利在里面，但对于西征的大局来说，他的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没有胡雪岩，也许就没有最后一击成功收复南疆的那场战役。
还有那句誓不为财所动、誓死保家卫国的西征将领们。
那时有人说，西征收复新疆这事儿，除了左宗棠带领的部队，几乎没人敢打，也没谁能赢。换成曾国藩的湘军或者李鸿章的淮军，不仅难以发动这场战役，获胜的可能也大打折扣。
这话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瞧瞧那些西征将领们的下场，结果就一清二楚啦。
左宗棠打赢了西征回来了，可在京城买不起房子，后来也是鞠躬尽瘁，直到死都没松劲，我们就不多说这些了，咱们重点说说他手下那几位将军吧。
西征北路军的统帅金顺，后来被封为伊犁将军。伊犁将军的位置一直都挺肥缺，历任者都靠天高皇帝远的优势，拼命搜刮，离开时还得用大车拉满私财。不过金顺倒是个例外，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奉旨进京，途中在肃州病逝。《清史稿》里说：“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殓。”
西征南路军的统帅张曜，后来当上了山东巡抚，还曾担任过海军帮办大臣。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为了弥补他们部队在新疆战役中欠的饷银，他曾向德国的洋行借了七十四万七千多两。这个借款一直拖到他在光绪十七年去世，都没能还清。张曜本人身上一分钱私财都没有，临终前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史书上记着：“张曜品行廉洁正直，实在是难得一见的人物。他治理军队、担任官职快四十年，身上从未积攒下一寸财产或一椽房屋。去世时，几乎没有财物可以安葬他，身边的吏员们看着他，都悲伤得哭不出声来。”
在西征中路军担任统帅的刘锦棠，战后成为新疆巡抚。担任新疆巡抚期间，刘锦棠非常着急地想要解决当时西征留下的欠饷问题，不过因为通信、汇兑、递送这些环节都还很落后，加上条件简陋，导致不少军饷根本赶不上士兵们的手中。可他没有私吞这些钱财，光绪十三年，他辞去官职，回乡看望祖母时，把所有的银子都用马车送到了新疆蕃库，没有一分漏掉。
甲午年的时候，中日开战，清朝下旨让刘锦棠进京，他身上带病硬着头皮上路，一路刚到县城，忽然中风了，被左右搀扶着回家，不多久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史书上记载：“公去世时，家人打开他的竹匣子，发现里面存放的赏赐物品几样，奏章也散乱不堪。回到家乡后，生活简单朴素，房屋简陋，没有一点达官贵人的架势。”
西征军副帅、营务总管刘典，在西征途中驻扎在兰州，面对军饷供应极其艰难的局面，他带头节省开支，为全军树立了榜样。全军的营务部门，每个月都靠着七百两银子拼命维持，直到最终收复新疆。
光绪四年，刘典在兰州督署去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老小都无着落。左宗棠得知噩耗时，老泪横流，为不违背刘典生前从未用公款谋私的习惯，特意从自己积攒的养廉银里拿出六千两，用来办理丧事和供养家人。这也是左宗棠一生中，支援个人最多的一次投入。
左宗棠的这四位部下，一辈子都过得朴素清贫，临走那天也都是如此，连买一副棺材都觉得困难。
可怜乎！
悲壮乎！
感叹乎！
那会儿西征，收复新疆，正是因为怀着这份壮志豪情北京实盘配资平台，才敢在危难中不退缩，横扫敌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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